杨思禄，曾用名张友、方力，于都县曲洋人，系原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，现军委空军顾问，正兵团级。1930年加入共青团组织。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土地革命时期，任红一军团第2师战士，师警卫班长。参加了长征。

抗战期间，任八路军115师343旅警卫连排长、代连长，冀热察挺进军第37团副营长、营教导员，翼东军分区特务营营长，冀热辽军区特务团团长。解放战争时期，任冀热辽军区热河纵队第25旅旅长，冀东第12军分区副司令员，华北军区教导3师师长，二野直属教导2师师长。

解放后，任空军第5航空学校参谋长，副校长、空军师长，第11航校校长、空军副军长、军长，兰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，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。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

永不掉队

1934年10月，我随红军从于都出发，开始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。这也是我第一次离开江西苏区，即我的故乡。

我是曲洋乡人，1933年入伍不久就参加广昌保卫战，第一次经受了战斗的洗礼。1934年夏天，部队在于都和兴国交界处休整，大家都说红军要离开江西，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。我很想念母亲，便设法托人捎信给母亲让她来看我。母亲早年守寡，我又是她最小的儿子，平时调皮好动，她很放心不下。一见面就拉着我的手说：“你在部队要好好干，别调皮。出门在外要自己照顾自己，别贪玩贪睡，跟着部队，千万别掉队……”当时的情景就象革命历史题材电影里演的那样，当时很有些悲壮气氛。母亲那“千万别掉队”的嘱咐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头……

部队转战到贵州。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，我忽觉得左脚被重重一击，象被削掉半个脚跟似的，疼得我跌倒在地。抬腿看，左脚跟血肉模糊，血流不止，好在子弹已穿过了脚跟。那时部队整天行军打仗，脚伤了等于失去了基本的“本钱”。象所有受伤战士一样，部队领导把我安顿在当地一个老乡家里。临走时交给老乡两斤大烟土算是报酬，给我留下一斤作为盘缠。我真不愿意离开部队，可又不能因为个人影响部队行军打仗，只好眼睁睁看着战友们出发了。部队一离开，我就感到象只离群的孤雁似的，心里空荡荡的，躲在老乡堂屋的竹床上怎么也觉得不是个滋味。

贵州老百姓住的都是竹屋，说话不隔音，就在我辗转难眠时，听到隔壁有人在嘀嘀咕咕。贵州话，不好懂，仔细一听，心惊肉跳。原来他们正商量怎么把我身上那一斤大烟土弄到手，再把我绑送官府领赏。我心里虽然紧张了一阵，但很快镇定下来：不能躺在这里等死，要死也要死在战场上！想好对策，我便一拐一拐地走到他们跟前，若无其事地说：“老乡，我到茅厕方便，有点大烟放在床上，你们帮着看好。”那几个人听说烟土放在床上，又见我什么也没带，就放心让我出去了。

一出门我就朝着部队远去的方向一蹦一跳地追去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不能掉队，绝不能掉队！说什么也不能离开红军！那是我终生难忘的历程。在追赶部队的日子里，真是吃尽千辛万苦！受伤的脚由于得不到治疗而感染发炎，白天采些野生菜果充饥，晚上只能蜷缩在人家屋檐下或露宿荒野，还要时刻警惕着追捕红军的白匪和民团……但再艰苦的生活也无法动摇我心中的信念：找到部队，跟上队伍。

我咬牙坚持着，紧紧跟在部队的后面。大约走了十几天，我碰到了一位和我一样负伤掉队的红军战士，他就是后来当过中国民航局局长的马仁辉同志。他腿部受伤，也在追赶部队。我们俩相互搀扶着，相互照应着，奋力向前……大约过了一个半月，我脚上的伤渐渐好了，走路也利索了，在四川境内，我们终于追上了自己的队伍，回到了母亲的怀抱。

在长征途中，红军缺医少药，条件极其艰苦，许多伤病员得不到及时的治疗，有人掉队，有人致残，也有人光荣牺牲，这种减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。

草地和雪山一样，外表美丽壮观，可一深入进去，就令人胆颤心惊。初见草地，郁郁葱葱，繁花似锦，平坦开阔，一望无际。战友们兴高彩烈，行军速度也快了许多。万没想到，茫茫草原越走越艰难。走在表面平坦的草地上，犹如踩到柔软的棉花上，软沓沓，水渍渍。稍不留神，一脚踩在沼泽地的漂浮物上，就会遭到没顶之灾了。无情的草地，不知吞噬了多少红军战士年轻的生命。草地气候变化无常，时而晴空万里，时而狂风暴雨。战友们相互激励，相互搀扶，深一脚，浅一脚，饥一顿，饱一顿，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与大自然进行顽强的博斗。

一天宿营，我枕着一根树干睡着了。半夜下起了倾盆大雨，我睡梦中竟然不知。第二天醒来时，我才发现整个人全泡在水里了，无论怎样挣扎也爬不起来。太阳出来了，周围水汽漫腾，我感到浑身酥软沉重，看着远去的队伍心里一急，两眼发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迷迷糊糊之中，仿佛听到母亲临别时的嘱咐：“别贪玩贪睡，要跟着部队，千万别掉队……”猛然间，我感到有个人影在晃动，睁眼一看，原来是一名掉队的战士正在解我的粮袋。他可能以为我死了，想拿走我那点可怜的干粮。我不知那来的力量，求生的本能使我紧紧抓按住身边的粮袋，他看到我还有口气了，便默默地扶我坐起来。阳光烤干了我的衣衫，却不能给我力量。无论我怎么挣扎也无法站起来。在极度虚弱之中，我又昏睡过去。

再醒来时已是第二天清晨了。那位不知姓名的战友，仍坐在我身边，我感激地看了他一眼，鼓足了勇气，心里默念着：起来，起来！一定要站起来！ 在战友的搀扶下，我终于挣扎着站起来了。站起来的喜悦真是难以形容。我顾不得吃一口干粮，跌跌撞撞地又开始踏上了追赶部队的征程。

高烧使我浑身酥软无力，一会儿热得全身象要着火，一会儿又冷得全身发抖，衣服干一阵、湿一阵，被水泡过的身体异常沉重，我用枪当拐杖，在战友的帮助下，拼命挣扎着迈步向前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绝不能掉队！几天后，我们终于追上了队伍。而许多象我 一样年轻的红军战士，却永远躺倒在了那大草地里，再也没有起来。

 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我已从一个红小鬼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。现在，虽然我已离休，但江西革命老区的斗争往事，长征路上两次追赶队伍的艰苦历程，却常常激励着我：永远不能离开革命队伍！掉队，就意味着革命意志的衰退和革命生涯的终结。革命是没有止境的。我要永远跟着共产党，永不掉队！（曾庆英摘抄）（选自《星光千秋》；供稿：于都县志办）